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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

2019-08-29 13:16  作者:admin 点击:次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的瞬间,但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工业大国的工业化故事仍是复杂曲折的。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本身的艰难,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其市场化改革进程、国际化开放进程以及世界信息化技术革命进程叠加在一起,各类复杂的制度变量、技术变量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曲折复杂性一方面给国内外经济学者解读中国工业化成功故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出了巨大的解读空间。⑤这里试图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从中揭示中国工业化的动力源泉及其演进过程。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第二阶段是1994—201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第三阶段是2013年之后,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

  1978—1993年,以1984年来界限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经历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重点转变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揭开了围绕农村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做家务的男人》尤长靖买狗语翻!对外实现开放的方针,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第一产业发展看,这个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十分明显,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倍,⑥而同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只分别增加了0.3倍和0.6倍(邹东涛,2008),1981—1984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20%,1981年第一产业贡献率高达40.5%。如图1所示,1978—1984年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比总体较高,1982年是改革开放40年的最高点,达到32.8%。1978—1984年粮食单产提高了42.8%、总产量增加了33.6%,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2.6%,根据Lin(1992)测算,这些农业产出增长的46.9%来自于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贡献。

  1984年以后,随着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1984—1994年,除了少数特殊年份外,这个阶段GDP增速都在10%以上,1984年更是实现了高达15.2%的经济增速。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水平总体处于工业化初期。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如图1所示,第一产业占比结束了上升过程,开始了持续下降的结构升级过程,从1982年的32.8%下降到1993年的19.3%,10年的时间下降了1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稳步提升;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较快。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看,第一产业中农业占比迅速下降,牧业占比快速上升,上升和下降都有10多个百分点的幅度。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总体上体现了矫正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轻工业发展迅速,其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了50%,并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1999年。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从企业看,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快速成长,丰台分局依法责令该公司停止侵权城乡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也逐步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到1995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2045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3572万人。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主要改革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进经营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具体改革阶段,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企业逐步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黄群慧,2018c),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个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经济增长驱动要素是,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蔡昉和王德文(1999)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实际上,这个阶段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另外,从工业化进程的资金需求看,伴随着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个时期也开始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保证。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发展了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1990年以后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启了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新纪元。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预算资金占比为28.1%,到1993年已经大幅降低到3.7%,而国内贷款占比从1981年的12.7%提高到1993年的23.5%,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比也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利用外资占比也从1981年的3.8%提高到7.3%。

  从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看,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作为整体经济增长极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1978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明确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的向前发展(,1994)。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1981—1985年)明确提出发挥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七五计划”(1986—1990年)中明确提出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序列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1984年又及时提出了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并且逐步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等工业园区。1985年又设立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沿海开发区,1990年开放了浦东新区。这个阶段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东部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投资布局也向东部地区倾斜,1981—1985年东部沿海地带1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达到46%,1986—1989年投资份额进一步提高,广东、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北京占前六位,到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地带占到了62.7%(邹东涛,2008)。在制度要素、资金要素和技术要素在东部地区集聚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也开始向东部地区迁移,自此形成了持续多年的自西向东、自内地向沿海的“打工潮”。在制度供给充足的前提下,国际资本的进入以及国内劳动力的大流动,极大地优化了东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支持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到199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是西部地区人均GDP的2.3倍,到200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53.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18)。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提出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作为市场体系培育重点,从此开始了全面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快速推进从中期向后期的转变过程。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如图1所示,这个阶段第一产业GDP占比逐年下降,第二产业一直保持了高速发展,1994—2011年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基本都在50%以上,1994年当年第二产业对GDP贡献高达66.3%,第二产业GDP占比基本维持在45%以上,第三产业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2013年这个阶段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指出:

  (1)这个阶段总体上是重化工主导阶段,促进了经济结构快速升级。伴随着居民消费重点转向耐用消费品,1999年以后重工业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工业中重工业占比持续提升,到2005年该比例接近69%。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给环境资源承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总体上,这个时期重化工业主导,体现了适应居民消费结构从日用消费品主导到汽车和住宅主导的升级需要的产业结构升级。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也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进一步推进从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主导向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主导的产业升级要求。

  (2)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外向性极大提升,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简称“入世”)后,中国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通过“干中学”推进产业升级,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2003年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进出口货物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了11%,比2003年翻了一番(刘伟和蔡志洲,2015)。从利用外资看,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432.1亿美元,2001年为496亿美元,而“入世”10年后的2011年则达到1177亿美元,利用外资额居全球第二位,并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3)这个阶段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多元混合动力。从国有企业看,这个阶段推进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组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总体数量逐步减少,国有经济布局持续优化,国有资本总量不断增大,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看,这个时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时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搭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可操作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框架。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5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为11261万人,到2012年降低为6839万人,而个人私营及外商港澳台单位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2558万人发展到2012年的15415万人。

  (4)这个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逐步成为中国产业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主导战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战略举措开始实施和持续推进。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今后15年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同发展,东部地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而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与开放。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分别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举措。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15年的市场经济方向探索阶段,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全球范围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创新等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可以认为是国际“雁阵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蔡昉等,2009),那么,在这个阶段,由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振兴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归结为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国内版“雁阵理论”发挥的作用。一份借助工业净产值份额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两个指标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由东向西的制造业产业转移现象主要出现在2003—2013年这十年间,而且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幅度大于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幅度(安虎森和郑文光,2017)。

  (5)这个阶段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经受住了考验,也增强了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中国经济更加成熟。在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这个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两次危机都构成了对当年经济增长的冲击,但是很快都恢复了增长,回到了自身的快速工业化道路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得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所固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足够强大,可以应对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冲击。

  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这样的大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从经济增速看,这个阶段已经从8%—10%的高速增长区间下降到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结构看,产业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GDP占比迅速提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6.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4%),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50%,达到50.2%,2016年和2017年占比都是51.6%。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52.9%和58.2%,超过第二产业10和20个百分点。从所有制结构看,混合所有制整体格局进一步演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到2016年,民营经济法人企业数占全部法人企业数的95%以上,民营经济就业提供了全国近80%的就业,民营企业制造业投资占全国的85%以上,民营企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国的50%以上,民营企业提供的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0%、提供的新产品占全国的70%。从动力转换视角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驱动要素看,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升级演化路径基本符合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劳动力要素驱动主导—资本要素驱动主导—知识要素驱动主导的升级过程(苏杭等,2017),到了这个阶段中国产业亟须实现从资本要素驱动主导转向知识要素驱动主导。从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所呈现出的运行特征以及所面临的升级任务都与进入工业化后期是一致的,实际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也正是在2011年前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产业成长的重点从追求快速成长到追求质量提升,这具体表现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趋势、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方面:①从农业发展看,农业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加快构建,粮食主产区稳产增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快速涌现。②从工业发展看,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具体从工业三大门类结构看,2013—2017年采矿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4%、4.5%、2.7%、-1.0%和-1.5%,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9.4%、7.0%、6.8%和7.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8%、3.2%、1.4%、5.5%和8.1%,工业结构总体呈现从资源和资金密集主导向技术密集主导转型升级的趋势。在制造业内部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全面深入推进,钢铁、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增速大幅回落,到2016年钢铁退出产能6500万吨以上,超额完成目标任务。2017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0%,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为近5年的最高水平。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68.2%,比上年提高8.7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8%,提高4.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迅速,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2013—2016年年均分别增长9.4%和11.3%,2017年分别增长11.3%和13.4%,2018年上半年分别增长9.2%和11.6%,增速都远远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和3.0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2013—2016年年均增长7.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低0.2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8.1%,比2012年下降1.5个百分点。③从服务业发展看,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服务业发展迅速。2013—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0%,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8个百分点,2017年增速为8%,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个百分点。2016年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29.2万亿元,是2013年的2.8倍。2016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5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52.5%,年均增长11.1%;2017年进一步增加到1.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另外,在市场经济建设这个新时代,中国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整体产业布局发展进一步协调。

  虽然这个阶段中国产业发展取得了上述成就,但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既是一个经济新常态,又是工业化后期。还有学者认为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时期,这个新阶段需要培育产业增长新动能和改变以前的要素投入驱动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驱动经济的产业增长模式。改革开放40年,资本、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达到70%—80%,而效率改进对GDP的贡献也就大致在20%—30%,尤其是在2008—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已经降到20%以下。因此,新阶段要实现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效率驱动为主的动力变革。这种变革是极富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再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国际背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面临着产业升级路径、技术进步路径、消费升级等众多不确定性(张平等,201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无疑是基于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的新阶段中国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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